钟芳的政治生涯和理学光芒（下）

来源：www.hainan.gov.cn　     作者：李文婷    2009-03-17

　　从明代正德三年（1508年）开始，钟芳先后身在宦海26年，其间有沉有浮，但却没有波澜跌宕，大起大落。在“仕而优则学”的封建年代，钟芳也在繁忙政务的闲暇时光中，钻研学问，勤于笔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钟芳悲悯的仁政思想和客观的治学立场，仍有许多积极和有益的因素，值得细细品味和以史为鉴。

　　这一讲，我们继续请海南文史专家周济夫为大家解读钟芳，讲述其政治生涯和理学光芒。

　　专栏主持 宦海生涯飘忽不定

　　25岁中举人，32岁中进士，钟芳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算得上畅通无阻，比起他的恩师纪纲正先生来，不知幸运了多少倍。考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后，钟芳随即被选为“翰林庶吉士”、“编修”。周济夫先生说：“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这对钟芳来说是重要的一步，但其后却并未一帆风顺。”

　　不久，钟芳便因不合流俗而被贬为宁国府“推官”。但是由于他精于吏治事宜、能破陈年积案，再度远近闻名。正德七年（1512年），钟芳升为漳州府“同知”，不久代理知府。其敢作敢当，在平定漳州寇乱、整治考核官员和捉拿豪强恶霸等方面都有所作为。

　　正德九年（1514年），钟芳升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后又到南京吏部任职，然后转为“考功”，负责甄别官吏的优劣。他的上司刘春、罗钦顺当时都很听从他的意见，并因此授予其实职。

　　正德十六年（1521年），钟芳升任浙江“提学副使”，考核生员以“敦行力学”为上。这很像纪纲正的风格，可见恩师对他的影响何其深远。

　　嘉靖二年（1523年），钟芳升为广西“右参政”，为官府平定多处叛乱提供了不少计策。尤其是在嘉靖四年（1525年），钟芳亲自下文征召数十只小客船，打通了当地断藤峡阻隔近70年的交通，足见其胆识过人。后来，有个部落再次叛乱，久征不下，朝廷命令王守仁（即王阳明）领兵征战，钟芳又献上“分置土官”之策，不动一刀一枪就平定了反叛。

　　其后的钟芳在担任江西“左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南京兵部“右侍郎”时，都有过人的政绩。嘉靖十二年（1533年），钟芳改任户部“右侍郎”，调往北京，总督太仓，大举漕政。当时山西大同军乱，钟芳上疏奏请只诛叛逆，招降胁从，但与当道不合，因此遭到贬谪，后才奉旨复职。

　　综观钟芳的宦迹，先后有北京、福建、南京、浙江、广西和江西等地，为着政事，钟芳飘忽四海，其间的劳苦愁烦可想而知。1534年，钟芳获准告老还乡，居家十年后病逝，享年68岁。

　　为政思想仁民爱物

　　周济夫说：“钟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的动乱不断、百姓的朝不虑夕，而琼人读书与出仕的不易，也使得他历尽了艰难。这对他入仕后形成同情民生疾苦、意欲施行仁政的思想和刻苦砥砺、真知力行的学风，起到了切身操练的帮助作用。”

　　从1508年走上仕途，到1534年还乡，钟芳为官将近30年，仁民爱物的为政思想贯串始终，并处处体现在其诗文当中。

　　“夫政以顺民欲恶为要”、“而以惠泽及物为贵”、“夫仁者不负其民”、“非仁民无以伸事上之义”，钟芳的言论强调治理民众要施行仁政，并主张仁政的要义在于减轻徭役，精兵简政，谨慎用刑，“大抵此时民穷财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政以敷治，刑以辅政，政所不及，不得已而后刑”。

　　在处理官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钟芳也认为不可多杀。他在《琼山县平黎记》中写到：“予昔参广西政，每憾多杀不能已乱，徒以长乱”，认为杀人多多并不能制止动乱，只能增加仇恨和动乱。在一些书简中，他也表现出“善杀不如善怀”、“才有一毫上首功，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的仁者之心。

　　理学名士汗青流芳

　　钟芳和我国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钟芳考中进士的正德三年（1508年），正好与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同一年。后来，他们还有过比较亲密的交往。

　　周济夫研究发现：“除了嘉靖四年在广西共事，一起平乱之外，此前的正德五年至十一年（1510—1516年），两人在江西、南京也应有过交往。所以，王阳明在江西南安逝世后，钟芳曾撰文祭奠他。”钟芳在祭文中自述“某岭海末学，忝在交游，宦迹所经，每亲绪论。”

　　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也就在正德五年至十一年这段时间。周济夫说，王阳明“心学”对程朱学派的大胆异议，特别是它所带有的思想解放的锋芒，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反对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赞同和追随他的人也为数不少。钟芳作为一名笃信儒学的士大夫，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从《钟筠溪集》中保留的书简、赠序和论文来看，钟芳当时交往的著名理学家并不止王阳明一人，他和罗钦顺、王廷相等都有颇深交谊，对当时有争执的理学问题都曾往复论难。

　　罗钦顺对钟芳尤为推重，他的理学专著《困知记》就特意请钟芳作序，而钟芳写给他的书简中也有三封专门讨论理学问题；王廷相的《慎言》一书和诗集也是钟芳作序。周济夫中肯地说：“这些都说明钟芳在当时理学界的声誉和地位，所以，与他同时的海南名贤林士元认为，钟芳与罗钦顺一样，都是可入选《国朝理学名臣录》的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

　　治学态度谦冲客观

　　据周济夫介绍，中国的儒学，到宋代进入了理学的发展阶段，其主流是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但与朱熹同时，也出现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不同声音；到了明朝中期，随着王阳明的崛起，正式形成了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体系。一般地说，钟芳的理学思想属于程朱一派，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通读钟芳有关理学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在维护程朱一派理学正统的同时，并不全盘否定陆王“心学”的观点，而是持存而不论甚至兼容折中的态度。

　　钟芳的这种态度，在其《祭王阳明文》中表现最为明显。他先指出王阳明学说的“求言自近，实践精思，力排多闻，专务守约”“贰于程朱”，“于程朱之说每多龃龉”，但同时又承认“存诚涵养，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归固不出程朱范围内也”，“盖其过激处于圣教未尝损，而鞭辟近里处于学者则有益也”，从而主张“退而取其大旨，略其异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这是一种颇为客观的治学态度。

　　譬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和陆九渊都主张先知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钟芳则说“知以利行，行以践知”，“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学无大小，以行为本”，更加强调实践的意义。

　　周济夫认为钟芳的理学思想，出入于程朱和陆王之间，欲取两者之长而融会贯通，追求实学的趋向比较明显，在部分士大夫醉心于“心性”之学的明代，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钟芳思想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比较鲜明的唯物的倾向。他对宋代儒士陈同甫大讲“天道六十年一变”之事，词气激烈地指出“人臣告君，唯当匡之以义，不当眩之以天数”。他在《潮汐》一文中说“潮为地之嘘吸”，也有点接近“地心引力”的说法。这些都是其思想中的过人之处。

　　钟芳学问博大而又精深，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诗文之外，还著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二书，时人称他“为学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不贯通”。

　　主讲专家

　　周济夫，海南文史专家，省作协会员，曾校点丘濬《大学衍义补》（与人合作）和钟芳《钟筠溪集》，主要著作有《椰荫诗话》、《苏轼谪琼诗选注》、《石竹斋集》、《琼台小札》、《琼州杂事诗补注》、《济夫诗词抄》和《琼台说诗》等。（记者 陈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