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痴人符国瑷

来源：www.hainan.gov.cn　     作者：李文婷    2009-03-17

　　70余岁高龄的符国瑷，爬越山中深壑。(记者 程范淦摄)

　　

　　符国瑷在专注地闻一小片树皮。

　　

　　在山中寻找植物标本。

　　一顶草帽缓缓走过来，草帽下是一位老人。

　　老人左肩挎着一只鼓鼓的旅行袋，右肩吊着一个沉沉的标本夹。走近一看，发现他的打扮与众不同：脚穿胶鞋，上身一件背心打底，从里到外3层外套———这种穿法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外套的扭扣没扣齐，露出了最里层的外套下摆。那衣角黑得发亮，竟然有点反光。

　　这位老人叫符国瑷，是海南省林业局退休植物学专家，今年已70余岁高龄。

　　2009年1月11日，海口的天气有点冷。上午8时多，海南日报的采访车停在省林业局门口，记者要跟符国瑷到吊罗山采集植物标本。

　　坐上车，老人迟迟没有脱掉他的草帽。在此后共处的两天里，记者才发现，无论是采集标本，住在房间，还是到餐厅用餐，他都习惯性地戴着草帽。这样的草帽，在他标本室的柜顶上一顶套着一顶，新新旧旧共有十几顶。

　　首乘“专车”

　　要找到符国瑷并不容易。他没有手机，几天来我们只好不停往他的标本室和家里打电话碰运气。他儿子说老人到尖峰岭采标本了，只有等他回来才能转告。听到这话，一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油然而生，要采访他的愿望更强烈了。

　　1月10日上午，终于联系上了刚回海口的符国瑷，不料被他一口回绝。他说正忙着编写一本书，没有空接受采访。记者解释，可以和他一起去采标本，一路走一路谈，不会耽误他时间的，他这才勉强同意。

　　在陵水县城稍作停留，下午2时多，我们到达吊罗山脚下。

　　符国瑷说，这是他第一次乘“专车”从海口直达标本采集地。以前他来吊罗山采标本，早上8时赶长途车到陵水县城，然后换乘“三脚猫”到十几公里远的本号镇，再换乘另一辆“三脚猫”，到达吊罗山脚时已是下午四五时。

　　几十年来，符国瑷一直是这样工作的，退休后连差旅费都要自己掏腰包了。为了省点费用，他都是带着干粮，并尽量借宿当地熟人朋友家。

　　车到吊罗山旅游区入口，老人下车掏出钱包，窸窸窣窣地拿出一张纸，然后把纸展开，双手交给门卫。那是省林业局开具的调研介绍信。门卫看了半天说：“过期了。”老人提醒：“下面又写了个期限，还盖了章。”门卫这才放他进去。

　　上车后，符国瑷说：“别小看这张介绍信，它不仅可以省门票，运气好的话，接待单位还可以帮助解决食宿。”因为他的身份是退休人员，为了开这张介绍信，颇费了一番口舌。

　　嗅树“绝活”

　　来到山腰，正好下午3时。一路上，符国瑷一边采集标本，一边给我们介绍有趣的植物知识。

　　杂草丛中，有一颗树明显高于其他树。符国瑷从尼龙袋里拿出砍刀开出一条路走近它。“这是高山澳杨，比较少见。”符国瑷说，今天这个标本一定要采到，它是落叶树，制作标本较难，连华南植物研究院目前都没有这个树种的标本。

　　他用砍刀砍下一小片树皮闻了闻，又用舌头舔了舔。这是他做标本的首道工序。

　　听符国瑷的同事说，符老有个“绝活”：对很多林木，在看不清楚花、果和叶的情况下，单靠内外表皮颜色和气味，就能鉴别出林木的名称。他的这种技巧，不仅让外行叹服，也让国内许多同行感佩不已。

　　符国瑷从发白的帆布挂包里掏出笔记本，写下“高9m，径21cm，皮灰黄色……破皮后流大量白色汁液”等文字。

　　高山澳杨黄色的叶子高挂在树枝上，稀稀疏疏的，显得有些孤独和落寞，但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更加金黄透明，又显得那么高贵。

　　他看着枝叶发呆了，张了张嘴，没有说话。知道他是想采集那些叶子，年轻的摄影记者立马爬上树，摘下了几枝黄叶。

　　“您要是带徒弟，首要条件应该是会爬树吧?”记者开玩笑道。

　　符国瑷笑笑：“现在愿意干这一行的不多了。我大学的同学，还有我过去教的学生，大部分都转行了。”说到这，符国瑷显得十分心痛。让他心痛的还有：由于没有除湿、保温等防护设备，凝聚了他和同事多年心血的4万多个珍贵标本，有4000多个已经虫蛀、发霉或变质，失去保存价值。

　　痴心不改

　　痴!这是符国瑷给人最深的印象。

　　在一颗阿丁枫前，符国瑷说，阿丁枫也叫蕈树。蕈树和海南蕈树极相似，但还是有细微差别的：海南蕈树的叶子是圆的，而蕈树主要生长在内地，叶子是尖的。遗憾的是，连不少专家也常常会搞混，而他这一次也发现有两三种植物是他叫不出名字的，可见学无止境。

　　1976年，符国瑷从海南林科所调到海南林业局，在生产科负责木材鉴定。他极少去办公室，整天呆在标本室里，后来干脆把他的办公桌也搬到了标本室。这种“不务正业”让部门负责人对他很有意见。

　　1月10日是星期六，下午3时多，符国瑷正在他的标本室里忙着，记者不约而至。记者注意到，他的标本柜上挂着一个食品袋，袋里装着几块饼干。他说，多年来他没有午休习惯，饿了就先吃点饼干，午饭一般到下午4时才吃。

　　傻!这是一些人对符国瑷的评价。用文昌话说，就是“古气包”。

　　1978年，符国瑷移居泰国的父亲多次催他去泰国继承一笔数目不小的遗产，而他却拒绝了，理由是放不下他的研究。

　　1990年代，省内一科研所想请符国瑷去当副所长，他毫不犹豫地推辞了。他担心当领导后，得花大量时间去应付行政事务，没有功夫搞研究了。

　　退休后，符国瑷不享清福，70多岁了还要常常进山采标本，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差旅费、研究费用就占去了一半。有根艺园聘请他帮忙鉴定标本，他也回绝了，理由是怕占用研究时间。

　　有人劝他该歇歇了，他说：“我不这样看，这是为人民的事业。”

　　直!这是符国瑷对自己的评价。

　　曾有一任局领导在文件里公开称：“海南无热带雨林，只有季雨林。”当时还是省政协委员的符国瑷在省政协的一个会议上憋不住了：“这样的领导应该自动下台!”说起这事，符国瑷现在还后悔：“我是对一个专业领导说这种外行话感到气愤，一时冲动便说了过头话。说明我不尊重领导，太不应该!”

　　退休前，他搭上末班车升为主任科员(正科级)，还被评为国务院特贴专家，但领的一直是副科级工资。对这一奇怪现象，单位的解释是当时弄错了。

　　心不孤独

　　在山里已是第二天。符国瑷弯腰打开他的尼龙袋，粗略一数，里面装了二三十个标本。他很高兴，因为采到了4个以前没采过的标本。

　　对于他来说，时间太紧迫了!准备5月出版的《海南热带雨林主要经济林木彩色图鉴》，要收录600个海南野生乔木标本。最近几次上山，加上多年来的积累，已有了400多个标本，还差100多个。再过两天，他还得上黎母山。

　　下山的路静悄悄的。在夕阳的余晖下，符国瑷拎着尼龙袋走在长长又弯曲的山道上，投下长长又孤独的身影。

　　是的，他是孤独的。学术上同行者很少，也没有传人;生活上，妻子多年前因种种原因与他分手，儿子也对他有些误解。生活中，符国瑷自己洗衣服，自己买菜做饭，自己乘车，自己上山，自己采标本，自己出书，自己照顾自己。

　　但他又觉得自己并不孤独，山间的树木不都是他的朋友吗?一些树木还成了他的儿女，由他起名，由他呵护。他熟悉它们的气味，熟悉它们的颜色，熟悉它们的秉性，而它们，也熟悉他的身影，熟悉他的气息，熟悉他的脚步声。

　　如果你在山里遇到一位行走的老人，头戴草帽，背微驼，肩上挂个帆布包，手里拿个尼龙袋，边走边往路两边看，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符国瑷。

　　有人说他痴，有人说他傻;妻子离去，儿子不解;但他从不觉得自己孤独。

　　他是一名植物学专家，发现并命名了海南翠柏、海南樱花、五指山锥等32种新植物;他沉迷在植物王国中，过着孤独、粗陋的生活;他是一名国务院特贴专家，却一直享受副科级待遇;他是一名拥有丰硕学术成果的70余岁老人，却至今没有学术传人;他退休多年，一直行走山林，自掏腰包坚持科研。(记者 李科洲)

　　印象链接

　　符国瑷(ài)，1934年9月生，海南省文昌人。被誉为海南省权威树木分类专家和海南树木通。

　　1960年，从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本科毕业，1989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3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被美国世界名人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1994年退休，2007年作为海南省两位人选之一被推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他曾任海南省林业局森林植物标本室负责人，一直致力于热带植物分类与木材粗视构造研究。累计采集4万多份植物标本与1189种木材标本。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将其标本室的标本数量列为全海南第一。他在国内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6篇，取得发现光鞘石竹、海南樱花、波叶锥等32种新植物与膜萼藤属、莲叶桐属、茶杆竹属等3个新分布属的科研成果，为海南省营造珍贵人工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物质基础。其中,文昌锥、倒卵鱼骨木和光鞘石竹等被录入由中国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植物志》。

　　他编写出版了《海南岛主要经济木本植物》《海南岛国家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原色图鉴》《海南岛用材植物新名录》等5部学术专著。

　　曾作为第一完成者获海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1项，三等2项，四等2项;全国优秀论文奖一等12项;二等奖2个;三等奖2个;因“翠柏属、红花荷属、含笑属等9个新植物的发现，1999年1月5日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等9个单位联合颁发的国际银奖，并获世界华人联合会授予的荣誉博士学衔。(李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