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来源：     作者：陈曼莉    2010-12-23

木斋

木斋

曾枣庄

韩国强

邱俊鹏

计亚男

林冠群

王琳祥

刘小川

衣若芬

方永江

阮忠

王启鹏

尧军

　　（本报记者 李关平 丁静 整理）

　　“平生功业”是反话

　　有人说苏轼自认为他一生的“功业”是他贬官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仕途得意，特别是身处庙堂之上的文学家往往写不出好作品；只有在他们穷愁潦倒时，才能写出好作品。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苏轼贬官黄州、惠州、儋州期间的文学成就最高是对的。

　　但如果说这是苏轼此诗的本意，那就完全理解错了。苏轼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一心想“致君尧舜”，他不可能把三次贬谪认为是他的“平生功业”所在。这样解释也与此诗前两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很不协调，所谓“平生功业”完全是反话，也就是一事无成之意。任何名世的文学家几乎都是悲剧人物，任何传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是悲剧作品，苏轼也不例外。

　　他在《初到黄州》诗中自我嘲笑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贬官黄州不是他的“平生功业”，而是“荒唐”“事业”，即无罪被贬。

　　为什么苏轼对贬官黄州反应如此强烈呢？这是因为苏轼在此之前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即使因政见不合，离开朝廷，但在杭州是任通判，是地方副长官；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是地方长官，过惯了“倾城随太守”的生活。现在却先被投入御史狱，几乎赋闲；继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生活反差太大了。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曾枣庄

　　东坡诗词哲理深邃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木斋

　　苏东坡开拓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走向，成为中国近代诗歌的奠基人，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最后的大诗人。与其同一个时代的诗人成千上万，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等优秀诗人中，苏东坡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没有人超越苏东坡的地位。

　　苏东坡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中，都是抒发作者的议论而非拘于传统意象，它们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中，蕴含着人生、宇宙深邃的哲理，开辟了中国近现代诗歌的走向。从此，中国诗歌的航船以苏东坡为枢纽，一步步走向了近代、现代。

　　关于东坡词的本质，前人多用“豪放”来概括，但若以此概括，则东坡词的影响仅在苏辛一条线索，显然贬低了东坡词的地位。

　　贬谪生涯使苏东坡由身处士大夫中心阶层而转向边缘化，命运之神将他推向了寂寞的大自然，他在那里重新审视自己深邃的心灵。于是，他不再在意听者如何听，歌者如何歌，评者如何评。于是，千古风流人物尽被大江东去的浪涛卷去；于是，那穿林打叶的风雨，再也不能阻挡词人的一蓑烟雨、吟啸徐行。东坡词遂达到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东坡词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由于东坡词代表了自范仲淹、欧阳修以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品格的群体觉醒之后的新高度。东坡词的本质，与其说是诗人的词，毋宁说是北宋中前期新兴士大夫精英文化背景下的词，是中国一次文学自觉的最为丰硕的果实和最高成就。

　　东坡精神让时光失色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 刘小川

　　苏东坡为什么能够穿越当下直指未来？由于时间短，难于展开说。我想说两点：第一，苏东坡敢于挑战一切不正当的权力。众所周知，他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尤其反对青苗法、市易法，因为前者让全国的农民吃亏，后者使全国的商人倒霉。苏东坡的总体变革思路和王安石大相径庭。苏轼重民生，以民为本，而王安石对朝廷的进账数字更感兴趣。

　　当时苏东坡官小，但是勇气大，交游广阔，因而影响很大。他两次上书神宗皇帝，加起来一万多字，如果翻译成白话文，有几万字之多。其中的言词很不客气，他甚至形容宋神宗是：“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老实讲，这种敢于直接对皇帝和铁腕宰相讲真话的勇气，令人不能不由衷地钦佩。

　　苏东坡一辈子以民为本，反对一切不正当的权力，苏东坡是堂堂正正的人，光明磊落的人，不怕掉官帽的人。他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任何时代的普世价值。

　　第二，苏东坡对生活的永不衰减的热情，是值得现代人视为榜样的。踏上仕途四十多年，辗转南北东西，苏轼始终是一身正气。“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园乞儿”。苏东坡就像一个胀鼓鼓的皮球，把皮球按进水中越深，皮球就蹦得越高。

　　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三次受挫，三次文学艺术上大反弹，弹得那么高，那么光彩夺目，那么令人高山仰止！请看他被贬到惠州时写的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请看他被贬到儋州时写的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东坡海南笠屐图影响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系副教授 衣若芬

　　东坡笠屐图许多人都很熟悉，它不只是在中国，在东亚其他国家也非常受欢迎，而且深深地影响到东亚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对于东坡的认识以及东坡文化的认同。

　　东坡在海南到底有没有戴着斗笠穿着木屐这样的故事，我认为是没有的。这个故事主要出现在南宋的一些文人的记载或者是笔记小说中，《周子知》、《梁西漫志》、《贵耳集》讲的都是东坡在儋耳的事情，或说东坡在农舍里接受了斗笠和木屐，或说是在黎子云家里借了笠屐，细节虽相近，但均是文学形象，不能作史料用。不过故事虽是虚构的，却也显示了南宋文人对东坡在海南岛生活的想象，表现了他随遇而安，超然物外，旷达自是的境界。后人因这件事画了图，东坡自己也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意怪也。”

　　东坡笠屐像，大概出现在十二世纪、东坡逝世100年左右。画像的记录在南宋以上周子知这些文人的题画诗中可以看得到。东坡笠屐的故事随着画像流传到了后世，也流传到日本和韩国。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存的东坡笠屐像不是中国作品，而是日本的作品，现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中国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东坡笠屐图，作者是朱知帆。他是1595年的进士，在1619年的时候临摹了相传是北宋李工龄的东坡笠屐图，图上还写了东坡屐笠的故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坡虽然在海南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笠屐故事，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正是海南的特殊地域背景，或者是文化风俗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流传。通过这个图像和故事的流传和通俗化、普及化以后，海南岛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东亚的汉文化圈里海南岛的名声也是不可磨灭的。

　　东坡文化与海南儋州

　　在儋积极传播中原文化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韩国强

　　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以琼州别驾之虚名，从惠州贬谪儋州。他居儋三年，不因身负“重罪”而颓丧，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对儋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苏东坡居儋“敷扬文教”的史实。琼州人士姜唐佐久闻东坡才华，远道来儋州向东坡求学。苏东坡还动手编撰《书传》、《易传》、《论语说》作为教材。以这些作品与学子交流，也使学子大开眼界，增长知识。二、苏东坡居儋“讲学明道”，儋州“教化日兴”。据李光《迁建儋州学记》记载：“今于斯学之设也，士皆激发奋励，求师学古，讲先王之道，考六经之文……学者彬彬，不殊闽浙。异时长材秀民，业精行成，登巍科、膺膴仕者继踵而出。”李光用文字描绘出儋州那时学风盛行、人才辈出的盛况。三、后人对苏东坡“文明开儋耳”的评价。《琼台记事录》云：“宋苏文忠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是公启之。”又有明代琼山进士唐胄《重建儋州学记》云：“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

　　对三地的推动作用

　　苏东坡希望人民富裕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邱俊鹏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朝代都在改革，如果不改革社会就要停止。怎么改？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争论的一个焦点，这种争论在东坡时代到了高潮。汉有变法，唐也有变法，到宋代也要变法。变法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先为国还是先为民。苏东坡、王安石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王安石追求的是国库充盈，苏东坡希望的是人民富裕。另外，苏东坡坚持和坚信“和而不同”，但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和”容易，“同”则太难了，有些事情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历史上因为“和而不同”牺牲生命就为数不少。苏东坡遇见不公平的事情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敢于直谏皇帝，敢于劝阻宰相，难免不给自己惹事。苏东坡对黄冈、惠州、儋州三个地方做了很多事情，这三个地方要提高对苏东坡人生理念的认识，在举办纪念东坡的各种活动时，要宣传他以民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些才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东坡文化产业发展

　　媒体要为东坡文化产业发展出力

　　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主编 计亚男

　　每个媒体都有每个媒体定位的特点，光明日报的定位特点、服务对象就是专家学者，特别是光明讲坛，它的服务对象就包括所有的苏学专家学者。

　　今年4月到现在，光明讲坛刊发了四个整版的文章，其中有曾枣庄先生及韩国、日本，甚至黄冈的学者谈苏东坡的文章。作为光明日报的一员，能为苏东坡文化做点事情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马上要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的十年，这十年将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十年。

　　作为媒体人，要抓住这一时机，不断地鼓励和呼吁推动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像东坡文化这样优秀的文化，媒体应该多做给力助推的工作，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

　　人格思想深刻影响儋州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顾问 林冠群

　　苏东坡居儋三年，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思想意识深刻地影响儋州人民，儋州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以及人的品质、性格、个性等方面，都深受东坡影响。儋州民间尊师重教风气浓厚，与东坡关心人民、关心地方教育事业的影响有关。东坡来到儋州不久就到学校去,这所学校是儋州也是海南最古老的一个公立学校。但是，东坡到儋州时，这所学校已经破烂不堪，老师还在，但学生无几。东坡觉得很是伤感，跟老师谈论国家大事，对留守学校的老师十分佩服。后来，东坡听到邻居小孩读书声音很美，还特别写了一首诗。儋州人从古到今很重视教育，不管家庭多困难都要供儿女念书。儋州人还十分敬重老师，路上碰见老师要让路、要敬礼，这是儋州的一个好传统，它与东坡的教化是分不开的。

　　《世事一场大梦》创作于儋州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湖北省黄冈市赤壁管理处文史顾问 王琳祥

　　苏东坡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很多人认为是在黄州创作的，也有人认为是创作于杭州通判任上，这些推断是站不住的。

　　此词的创作地方应在儋州，时间为绍圣四年（1097年）的八月中秋节，其主旨是怀念胞弟苏辙。《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创作于儋州已经有专家提出了很多依据，我认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是：元丰三年的8月11日，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苏东坡正处在乳母任氏刚刚病逝的悲痛之中，他曾在给王巩的信中自述“文字与诗，皆不复作”。

　　王巩向他求诗画作品，他只是把仅有的写乳母的墓志铭给他写了出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苏东坡的乳母新葬、灵柩在堂的三五天之内，苏东坡没有心情来吟诗作赋，而且宋代的禁忌也不允许他写诗填词。因此，《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是在儋州创作而不是在黄州创作的。

　　政府主导、全城参与、企业化运作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四川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 方永江

　　苏东坡是东坡遗址城市共同的文化平台，要更好地发扬光大和传承东坡文化，就要围绕“政府主导、全城参与、企业化运作”的思路不断推进。

　　做苏东坡文化产业，必须政府主导，企业推进。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企业是主体，孕育符合东坡文化的精神产品是企业行为。

　　但是由于学术机构缺乏资金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所以在产业的初期阶段，政府是第一位的，政府必须成为文化产品生产的主导。

　　全社会都应参与，因为苏东坡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十分熟悉而且敬仰的，他有着非常普遍的社会性。如果我们研发的产品注入更多的苏东坡文化元素和精神的内涵，肯定会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

　　用爱感动儋州1000年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阮忠

　　苏东坡在儋州只生活了3年，却给儋州人留下了千年的感动，成为儋州的东坡文化现象。

　　苏东坡到儋州后完全平和了。不再觉得海南是天涯，不再觉得儋州是穷途,而是躬耕田园、怡然自乐。他把自己融化在儋州的自然怀抱里，融化在儋州百姓的浓浓亲情中。当他知道自己最终北归故土的时候，又在渡海之夜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海南之贬仿佛是奇绝的海南之游，满眼都是对儋州的爱意。

　　苏东坡来海南前视海南为畏途；3年后，他深爱着海南儋州。正是这种爱，1000年来感动着儋州，它超越了时空，也自然超越了儋州，感动了世界，使东坡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和仰慕。但对于儋州人来说，苏东坡仍然在儋州，他的身影仍在人群中间闪动。我们今天这样隆重地举办“东坡节”纪念东坡，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也可以说是儋州人在以厚爱回报东坡，当然，东坡对儋州的爱和儋州人对东坡的爱还会延续，岁月走多远这爱就会走多远，没有穷尽。

　　苏东坡是惠州文化名片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广东惠州学院教授 王启鹏

　　苏东坡是惠州文化的名片。东坡对惠州文化贡献太大了，从历史上来说，惠州和儋州在古代都是南蛮之地。

　　唐代之前、在苏东坡谪惠之前，惠州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就连惠州这个地名也是天禧四年（1019年）才由祯州更名为惠州，这个时候离苏东坡贬惠才75年。

　　在自苏东坡贬入惠州之后，惠州名声大振。江逢辰诗人（惠州籍，清代）就写了这么一首诗：“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这说明苏东坡是使得世人认识惠州的第一个人，他被贬到惠州之后，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才知道有个惠州。

　　苏东坡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了惠州，对惠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贡献功不可没。

　　更为重要的是，苏东坡是惠州文化的名片，是惠州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文化产业一定要有“异味”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吉奥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董事长 尧 军

　　弘扬东坡文化需要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2011年，我打算把全国所有的东坡遗址遗居地、包括儋州的3所以东坡命名的中学、小学的校长和老师、学生代表请到眉山，开一次文化交流、展示大会，交流弘扬东坡文化的经验。

　　文化产业有文化产业的一些特性，因为文化产业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尤其是旅游文化产业。儋州是楹联之乡、诗词之乡、民间艺术之乡，旅游文化产业基础、文化资源都非常好，特别有像儋州山歌、儋州调声等全国都非常罕见的文化资源，它现在的整个状态都还是很原生态的。

　　要把东坡文化的资源转化为产业，就要想方设法加强东坡研究的现代性，尤其是在儋州。儋州是一个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地方，怎样把东坡文化普及到中小学校，乃至厂矿、企业、乡间，这就要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