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黎族龙被之一：五彩绣线下 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来源：南海网     作者：周静泊 范帅帅    2020-04-22



　　棉花脱去籽、抽出纱、卷在棍上，纱放腿上一搓、棍在空中一转，纱线卷成锭、绕成捆。山上采来的蓝靛、黄姜、茜草、板栗……经过揉压、沸煮等多种工序后制成染料，把线染成蓝、黑、红、黄、棕等颜色。黎家织女挑经显纬，再用丝线将精心绘制的图案绣到织好的底布上，制成五彩斑斓的龙被。

　　在多部黎族织锦研究的著作中，学者普遍认为龙被集纺、染、织、绣等黎族传统织锦四大技艺于一体，工艺繁复、纹样精美，代表了黎族织锦技艺的巅峰。而龙被的图案会演变至如此丰富多彩、复杂多变，是由于善于兼收并蓄的黎族人民吸纳汉族文化的结果。虽然龙被的制作技艺业已失传，但今人依然能从龙被的一针一线间，一窥百年前黎汉两族文化、历史交织、相融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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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纹五联大被(清，海南省民族博物馆藏)

　　长172厘米，宽100厘米，五幅连缀而成，手工织造，中间一幅宽约17厘米的白色底布，用蓝色、褐色、黄色棉线用挑花单面织法织人纹、水波纹、几何纹、鸟纹、“卍”字纹为主体花纹图案，以此幅为中线，其余四幅分别两两对称分布在两侧，图案是分别相对的，花纹使用褐色、蓝色线织两排人纹(亦称“鬼纹”)，间有鸟纹、几何纹，效果近似于明暗纹。这是黎族传统的“大被”，主要举行宗教祭祀或丧事时在中间悬挂，因此它的人纹图案是分别相对的，是祖先崇拜的表现。这类龙被是黎族哈方言抱怀人所制造和使用的。

　　龙被：大幅彩锦 集黎族织锦技艺之大成

　　即使是在发源地海南，现在依然许多人不知龙被为何物。起初有心研究、收集、收藏龙被的人踏破铁鞋，在海南三亚、东方、乐东、白沙等地的村落挨家挨户敲门寻访，又潜心研究，才让这一黎族织锦中的璀璨明珠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在《海南文物基础鉴定系列——黎锦》第五章中写道：“据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来看，龙被是个新词，最早出现在1983年由金景山教授编著的《广东黎族染织刺绣》一书中。可能是因为这种海南黎族的纺织工艺品主体图案中常出现龙，或是由黎语名称‘fai dan’翻译而来，所以作者把这种黎族大型织绣手工艺品称作龙被。在黎语中，龙被还有‘fai long’‘fai mo’‘fai sai’等几种叫法，意即‘大被’‘鬼被’。”

　　“龙被这个名称的外延不断变化。原先黎族把这种东西叫‘大被’，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早期表现黎族传统人文风情的，一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绣着龙凤的，后者是由前者慢慢演化而成的。现在，我们把这类东西统称为‘龙被’。”王辉山告诉记者。

　　龙被的款式丰富多样，构图也颇有讲究。原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中国织锦工艺大师林开耀在著作《黎族织锦研究》中称：“龙被有单幅龙被、双联幅龙被、三联幅龙被、四联幅龙被、五联幅龙被等多种形式，其中以三联幅居多。三联幅龙被是由三幅彩锦连缀而成，图案以龙纹、凤纹、麒麟纹和鱼纹为主，花卉纹为辅。而五联幅龙被则由五幅彩锦组成，以白色、黑色和咖啡色或棕色的人纹、蟒蛇纹为主体纹样，也称为‘鬼纹’。”

　　花纹、图案、色彩不同的龙被，用处也不尽相同。据了解，龙被多用于祭祖、祈雨等宗教祭祀活动，以及盖棺、葬礼、盖房升梁、婚礼、祝寿等场合。

　　“以前黎族人并没有盖棺葬的习俗，后来受汉文化影响，预计在清末民初时，一些地方的黎族人举行葬礼时开始会用龙被来盖棺，最早被拿来盖棺的主要是人纹图案的龙被。而结婚、盖房子时，人们也会在家里挂龙被装饰，增添氛围。”王辉山说，他在寻访龙被的过程中发现，在海南西南沿海的黎汉混居地，龙被并不只有黎族人会用，一些汉族家庭也会备着龙被，但汉族人一般只在办喜事时用，办丧事不用。

　　福寿禄汉字图龙被(明，海南省博物馆藏)

　　通长207厘米，宽139.5厘米，三幅连缀而成，手工织绣，主体花纹图案居于中间，被分割为三部分，中间的图案为花卉纹，中有三个方框，内分别为楷书“福”“寿”“禄”汉字，也是这幅龙被的思想主题。

　　探源：制作工艺预测沿袭自宋代“黎幕”

　　龙被最先出现在哪朝哪代，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有学者根据现存龙被的年代、纹样推测，宋元时期，黎族的棉纺织业发达，曾制作出多种多样的纺织品，再加上与汉族人经贸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其中一些纺织品就逐渐演化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绣面龙被。

　　王辉山表示，据专家考证，龙被古时候就有，却在古籍中没有记载，或许是因为黎族人没有文字，古代汉族人又远离海南，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记载龙被时很可能用了其他名字。

　　宋朝的范成大曾在《桂海虞衡志》中写道：“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有记录：“海南所织，则多织品矣……间以五彩，异纹炳然，联四幅可为幕者，名曰黎饰……”

　　在明末清初文人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货语》中，也可以找到黎幕的相关记载：“其出于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之棉，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四幅相连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丝者为上。”

　　王辉山认为，这些古籍中描述黎幕的制作工艺、款式和用料，都和现在留存的黎族绣面龙被非常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绣面龙被的制作工艺是从宋代“黎幕”的制作工艺沿袭发展而来。

　　麒麟送子八仙过海图龙被(明，海南省群众艺术馆藏)

　　长178.5厘米，宽136.5厘米，三幅连缀而成，手工织绣。主体花纹图案区域被分割为三部分，用细线勾勒的长方形框内套方框，把图案分割为主体花纹和衬托花纹。内方框中间，上为一小孩骑在黄色麒麟上，寓意麒麟送子;下为背上各坐着仙人的两只凤凰对着太阳，寓意双凤朝阳;两侧为八仙图案。辅助花纹中绣有花卉、蛙纹等装饰。整幅龙被的花纹图案组合蕴涵着吉祥、喜庆、灵瑞的寓意。

　　发展：从黎族原始自然崇拜到与汉文化交融

　　现存的龙被大多是明清时期制成，不同时期制作的龙被，纹样和色彩大不相同，黎族织绣者对自然、宇宙和社会的认识包含其中。百年后，人们就可以顺着这些纹样“密码”，探知当时黎汉文化如何相互影响、交融、发展。

　　“早期的龙被，简约的几何纹样出现较多，比较典型的是黎族人纹大被，以单个变形人纹为基本纹样，重复对称连续出现，给人一种单纯和谐的美感。”王辉山说。

　　“龙被可从其图案来区分明代中期以前或以后的作品。早期图案为人形纹与鬼纹(代表人的灵魂)……后来的龙被因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图案逐渐汉化……织物和部分图案保留黎族文化，刺绣上的花纹图案都是汉文化。”林开耀在《黎族织锦研究》中写道：“明朝前期的龙被，比如《神树·灵芝图》，取材于黎区热带雨林中的桫椤树，配以两边灵芝纹的构图，是黎族人崇拜自然的表现;《祖宗图》是由明暗两色相间构成人形纹样，体现了黎族的祖先崇拜;《蛙纹图》则是代表黎族多子多孙的祝福。”

　　明朝中期，龙被图案设计上逐渐出现汉文化元素。海南省群众艺术馆收藏的《麒麟送子八仙过海图龙被》上，中心主图是麒麟送子和双凤朝阳，两侧还有八仙图案。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福寿禄汉字图龙被》上，汉族文字成了龙被的中心图案。

　　“随着明王朝对海南岛的重视和开发，黎族地区加速封建化，黎汉文化空前融合，这从龙被中可窥见一斑。”王辉山表示。

　　“龙被图案上儒释道三家的纹样都有，比如龙凤、鲤鱼跃龙门、太极八卦、八仙过海、莲花宝座等，是当时黎族人民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原海南省群众艺术馆馆长、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邓景华认为，从刺绣工艺上也能看出汉文化对黎族龙被的影响。

　　“比如龙纹的绣法，是用不加捻的丝线束，直接从轮廓的一段跨到另一端，背面平整，针脚很短，基本不显，正面的浮线可能有几厘米长，中间就会用线‘钉’一下，起到固定作用，这就是借鉴了汉族刺绣的方法。”邓景华说。

　　到了清朝中期，绣面龙被的图案愈加繁复、饱满，大量出现汉文化才有的主题，绣线颜色变得浓烈，色调由冷色调向暖色调转变，此时，龙被艺术发展到达顶峰。到了清中晚期以后，受现代纺织业的冲击影响，龙被图案表现力逐步减弱，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王辉山认为，明中期至清中期期间，龙被的图案、工艺最为繁荣，这也是海南黎汉两族相互交流、文化融合空前增强的时期，使得龙被这一承载黎汉文明的产物得以飞速发展。

　　可以说，绣面龙被是黎族织锦技艺发展至顶峰的成果，也是黎汉文化交融的结晶。

　　(南海网、南海网客户端、南国都市报海口4月22日报道 记者 周静泊 实习生 范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