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说读书是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有时读书也能让人感到别扭,比如插着红头文件的“读书令”。日前,广东发文要求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集中读书不少于5天,其他干部不少于3天。领导按“省、市厅、县处”等级别需分别下基层调研2个月、3个月、4个月。
这种“数字化”读书,让人“耳目一新”。可是当所谓数字指标,完全按官阶大小,等级森严地排列时,就有点荒诞意味了。官越大,需要读书时间越长,需要下乡调研时间越短吗?谁能说县长面临的治理复杂程度,就比市长所面临的问题小呢?既然官阶越高需要充电越多,那去基层锻炼时间理应最长才对,为何反而最短?
再考虑到所谓的“集中读书”,关于如何“集中”、怎样读,都语焉不详。人们不免要结合生活经验联想:既然官阶越高,“集中”时间越长下基层时间越短,那这种“集中读书”,会不会沦为一种“读书福利”?比如把此前考察异域风情的机会改为在如画风景中“集中学习”?
这不能怪人们想象力丰富,因为读书本就不是适合“集中”的事。真正读书的人根本不用仪式感和形式感并重的“闭关修炼”。这还让人想起去年成都温江区搞的一个相似的花架子:官员年终考核增加国学学习情况等内容。广东读书令和这基本是一个路子,徒具观赏性,而实用价值寥寥。
若读些经史子集等出世之书,完全不用占用工作时间,更不能花费公款,因为这只是业余充电的纯个人行为。而要读些更务实的书,其实更应读些入世之作,比如年度十佳评论之类的。前不久发改委网站组织的“价格听证专家谈系列”文章,就很受好评,舆论“欢迎发改委加入时评家队伍,以时评这种公民文体与民众进行对话。”
其实,俯身读点评论文章,可以让官员看到了解民意、疏通民意的清晰渠道。这个过程,是观念碰撞和改变的过程。观念通达了,官员比时评作者更懂得如何解决具体问题。这时你会发现,清谈有时未必无用。包括这篇小文,若能引发一点积极思考,让集中读书不异化为公费旅游,也就起到了一点作用。评论员 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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